本文蒙编辑修改后发表于《教会》杂志第64期，下文为发表前的原文。
在一堂主日崇拜之后，我和往常一样站在教会的门口向会众问候和交谈，一位刚来教会不久的基督徒来到我面前，告诉我他是从外地来这个城市工作，并且今天是他来到这个城市的第一个主日。他在校园团契中信主，在一间福音派背景的教会中成长，今天在这里的主日崇拜是他第一次在他自己成长的教会以外的教会参加聚会。
“我想我们的主日敬拜和你们的应该很不一样吧？你还习惯吗？”我这样问他。
“很好，我很喜欢你们唱的传统圣诗，也喜欢钢琴伴奏，我一直觉得原来教会的架子鼓太吵了。”
“太好了，我相信这些旋律和歌词会在你的脑海中不断地造就你去思考今天的信息。”
“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你们的领会讲的话太少了，其实他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在我原先的教会里，领会的弟兄或者姊妹会先让大家站起来互相按摩一下，或者做个小游戏、讲个小笑话来活跃气氛……其实我在我们教会也是领会的，我很愿意委身你们教会，并且帮助领会的弟兄们一起成长。”
我该如何感谢他的好意呢？或许我应该感谢神，因为他还没有建议我们在聚会时挥舞旗帜或者吹响号角——据说在很多教会里，挥旗和吹角已经成为主日崇拜的标配；我也为他是一个访客而感恩，因为在很多教会中，这样的问题在长老会议或者同工会议上被提出来，要求增加或者修改主日敬拜程序中的项目，“以更好地帮助慕道友享受教会的敬拜。” 阅读详细 »
每次我想起父亲，我心中的图画就是一个坐在写字台前拿着笔对着书或者稿件批批改改的一个男人，从小到大，父亲就是坐在写字台前拿着笔对着稿件批批改改，直到妈妈叫他吃饭才施施然出来，吃完饭又回到写字台前，好像有看不完的稿件、报纸、书籍和作业。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爸爸退休，才偶尔在回到家时看到父亲坐在写字台前对着电脑在打空当接龙。
父亲的写字台，是从小到大留在我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临安的於潜，还是在杭州师范学校后山上的教师宿舍里，还是在图书馆楼上的临时住宅中，或者是在金祝北路的蜗居里，或是在后来单独的书房里，爸爸总是坐在写字台前伏案工作。也正是因此，父亲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创造了无数个令人瞩目的成就。从小，我的小学老师们就告诉我，“你爸爸是我们老师，我们很喜欢他哎。”我被马路上的流氓欺负的时候，爸爸的学生主动担任保镖护送我去学校，我从他的学生们那里得知他们给他起的昵称和外号，我知道在教学上他是一个被热爱和拥戴的老师，不然我家里何以有那么多的学生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后来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大学老师，我知道要和学生走到那么近这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心力，我做不到。父亲不仅是一个好老师，也是一个好领导，在他的带领之下杭师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改变，住在杭师校园里的快乐是我对童年最大的回忆，我更是记得住在校内时他随时要应对老师的登门求助、学生的突发事件等等，这都塑造了我对于一个领袖的概念：好的领袖不仅仅会做事，而且还会爱他的下属、关心他们的生活。在这点上，父亲极大地影响了我。 阅读详细 »
我的回忆中总充满着不同的房间，或温暖、或简陋、或拥挤，但无一例外地吸引我走向真理之门。当我拧开门上的把手时，神深邃而彼此交互的爱就触摸了我——那是荣耀的相遇。
第一个房间是间宽敞的客厅。柚木的地板因为年久的缘故，走起来总是嘎吱作响。客厅的陈设极为简单，几张座椅围着沙发，四壁都是到顶的书架。早已弃之不用的壁炉在那个傍晚好像有熊熊的炉火燃起，因为我发觉自己的脸火烫火烫。我们一家是来和我们的旧邻舍告别的，他们一家即将移民西国，此去一别不知何时见了。好伯伯郑重地拿出圣经，和我们分享了一个名叫耶稣的人的故事。我当时正玩着刚得到的毛绒熊，却突然发觉四周静得让人发慌，似乎有个惊天的秘密压得人说不出话来。我只记得我妈点着头说她愿意信。她说完这话后，四周的空气又重新流动起来，他们又成了比至亲更近的密邻。但我知道在这间房间里有些事情发生了。直至后来，圣灵不时地会把我带回这间起初的客厅，我好像看见自己如同那位与神立约的亚伯拉罕，在献祭的现场沉沉地入睡。在我蒙昧无知的时候，恩典之约已立在我家中。
第二个房间座落在校园的一隅。很少有人注意体育馆的左侧有一扇锈迹斑驳的铁门。门总是虚掩着，偶尔有穿着工服的人从里面出来，几乎没有人进去。那是一个上弦月的夜晚，我顺着铁门，循着杂草丛生的小道拐到了体育馆的背面。一排昏暗的路灯齐刷刷地照着一排公用厕所和厨房，对面则是灯光点点的一排平房。我进入了其中的一间陋室，进门就得脱鞋，因为直接上了人的榻。不足5平米的房间里，用几块砖头垫高的木板上铺着张草席。一群人已跪在那里祷告。我加入了他们，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强烈的羞耻感和恐惧围绕着我。我无法想象这群最高学府之一的天子骄子们竟常常跪在如此简陋不堪的地方祈求，他们该在明亮的教室里背着红宝书，啃着砖块似的专业书；他们该在实验室、机房里操作着仪器，挥洒自己的才情；他们该在燕园的长椅上、校园的林荫道上谈情说爱。但他们怎能丢下父母的期望、自我的努力，好像一群活在他世界中的人，单单地祈求神呢？我的骄傲刺痛了我。我沉默地离开那里，带着自己的羞耻和害怕。我耻于自己竟然被算在他们之列，因为我连向别人提起信仰两字都没有勇气。同时，我深深地害怕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因为我在那一刻明白了，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圣灵毫无征兆地揭露了我的内心，我羞愧地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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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妈妈和我在电话里聊了一堆日常后，她突然说，你爸爸这次去体检有几个指标不太好。医院建议他住院做全面的检查。 病情还未得确诊，他们俩已经在网上搜索了各种可能，成了半仙。妈妈根据有类似病症的朋友们的反馈，觉得还没太大事。我爸却照着他一贯的实用主义思想把最坏的可能想了遍，制定了各种就医计划，并做出“快活地过好每一天”的承诺。这对开明父母几乎是“活在当下”的典范，从他们丰富的资讯库，平淡的语调里，我努力地嗅着他们的恐惧、担忧和不舍，却只闻出了自己心底的不安。
我的不安不在于我对病症的一无所知，不在于他们理性的隐瞒，甚至也不是将来早晚要面对的生离死别。而是我确知自己在父亲得救信主的事情上祷告太少。 我难以目送一个自己所爱却灵性死亡的人迈向彻底的死亡，一切无暇祷告的借口都苍白无力。因为我清楚知道，在父母步入老年时，能真正在日益朽坏的身体里更新的只有灵性的生命。 那是一个在医学上无法鉴别，却例外地用医学名词描述宗教特征的特例——重生。它意味着上帝将新生命从祂自己播种到人的心里。而人在这件事上毫无功劳，力不能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神让被蒙蔽在黑暗里，眼瞎的父亲能够得见光明，就如他此刻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一个病人一样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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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是一个新鲜的字眼，也许对一个初尝叛逆滋味的人而言，叛逆证明的不单是“我很酷，这才是我”，而是把我们隐藏在人心中的谎言揭穿的同时，尝到我其实并不真的快乐的苦涩。 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有些父母说自己的孩子如何平稳地度过青春期的叛逆，或者压根没有叛逆期。每当听闻这些说法时，我除了表以钦慕的眼光外，也暗想也许只是那真正触动叛逆的罪根藏得太深，不为人觉罢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勉强按着父母的期望成长，到了终于独立的那日，却发觉自己选择的人生并无真正的快乐。我所爱的朋友和与之享乐的一切并不真实。
而另一方面，当我为人母后，强烈的基督教价值观使我无法容忍孩童教养上的失当。我一次次在彼此的冲突中心力憔悴，以无法排解的自责收场。我的内心知道孩子的信仰无法藉着家庭的环境一脉传承，我的行为却将有条件的爱摆在自己和孩子的面前。他被我加在他身上的罪咎感绑架着，即便尚年幼，却已在每一次抗争中显出一意孤行的执拗来。
可惜叛逆的我和期望落空受伤的我从没有真正碰面过。她们躲在各自的角落里舔着自己的伤口，在一次次好像被医治的幻想中等候着真正的救赎。《回来吧，巴芭拉》一书就成了这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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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霍华，（或翻作朋霍费尔德）是著名的德国神学家。在纳粹统治德国期间，他作为认信教会的代表竭力抨击教会在该世代的沉默，并亲自参与地下的抵抗组织，以自己的神学著作作为他们行动的神学依据。他可以说是现代世界政治神学的杰出代表。1945年的时候，在德国弗洛森比格集中营被处决。但鲜为人知的是，他是一位双面间谍。他不仅算不上一位真正的殉道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在用“国防军”的身份避免着进入正面战场带来的牺牲。 他的神学路线在当时的的德国神学界始终显得另类。 他既倾心于巴特新正统神学的进路，又对美国的社会福音及黑人教会热情的团契生活向往不已。他在德国几乎所有的自由派神学家都倾倒在希特勒的脚下时，却坚定地选择站在另一个阵营里。他热爱时尚和舒适的生活，他对密友几乎窒息的爱让他几乎失去了友情。但这一切都让这位勇士无比生动和真实。他所表现的是一种陌生的荣耀，一种在时代的颠倒中不曾屈膝的勇敢。我愿意称之为不凭眼见的信心。
潘霍华去世71年，一本关于他的传记在手，让我思考在这个世代中与他类似的生命和自己的价值。他们或许没有与整个政权抗衡的勇气和实力，但他们普通的生命里唱出的高歌洞穿了这个世代自以为义的假象，落在我的耳中，尤为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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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大狸花猫闹过好几次笑话，手短眼大耳朵尖的它是家里每个人的宝贝。来家里短住的婆婆曾分不清它和楼下的流浪猫有什么区别，一把抓起一只神似的猫崽就往家里抱，回到家，门一开，却傻眼了。原来她以为我们家的猫溜出门撒野，其实人家好端端地坐在桌子上等吃的呢。这一出狸猫换太子让每个人都觉得它的身份尊贵了几分。
大懒猫最爱的玩具不是那些个悬挂的羽毛和激光笔，而是活泥鳅。婆婆为了给生病的公公补身子，在家养了不少泥鳅，狸花猫就整夜守在水桶边，趁着大家不备，撩泥鳅玩。大清早，看见一路的湿脚印，才知道他和泥鳅们大战了几十个回合。公公婆婆回家后，大狸花猫没了对手，越发懒了下去。
放了学的孩子与我相携去菜场买菜。 七八岁的孩子对民生百态的菜场毫无兴趣，唯独记得家里的猫咪爱泥鳅，就央着我买一条回去。买水产的老板娘嘴甜又心眼多，平时免不了在斤两上做些手脚，但确实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见我近前，问明我要买一条泥鳅给猫耍，乐得像听了个大笑话，一边挑了条最小的泥鳅给我，一边打听是哪种名贵的种猫。我忙打着哈哈付钱要走，老板娘却爽快地把手一挥，“一条泥鳅要什么钱”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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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里的菜正冒着热气，电饭煲显示米饭在5分钟内完成， 时钟将指向傍晚六点。我开锅最后翻炒着锅里的蔬菜，预备丈夫在六点时准时踏进家门。如期而至的开门声，伴随着丈夫的呼唤。孩子先跑过去迎接爸爸，却立马退了回来。原来跟着丈夫进来的还有陌生人。 丈夫介绍说这是新来的朋友，他就顺道请他们来家中便饭。我一面招呼着来客，一面把丈夫唤进厨房。“我只预备了三个人的饭菜，冰箱里也没有多余的菜了。”“要不炒个蛋炒饭。”丈夫的提议在我这个能干的主妇看来荒唐至极，我恼怒地对他瞪眼，责怪他没有通知就将人带回家中吃饭。 我并非不愿意殷勤待客，但这不期许的访客没有按照我的时间、我做事的方式进入到家中。
你可能是个与我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但不可否认，我们让期待贯穿生命的始终，认为生命就是由一场又一场的期待组成。可令人吃惊的是，我们也活在不期许的人生中。每一次人生的遂不及防带来的不止是伤痛、惊愕、恼怒和惊喜，也带来转机和救赎。
作为典型的INTJ性格，我虽然难以被冠上刻板、井然有序的头衔，可在规划、执行计划上有着无与伦比的热情和毅力。 我热切地规划着离开家独立后的生活，我在期待中迎来自己的爱情、婚姻和儿女，我甚至也为苦难在人生中留出应有的位置，我允许痛苦、失望、失败穿插在人生的规划中。我知道在搭建的人生框架中，不仅需要注入梦想和期待，更要在不断地修改和完善中，使之臻于完美。但当那些不期许的时刻来临时，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如同强行插入的碎片，突兀地存在于规划的人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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