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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度共识”想到“信教自由运动”

5月14日,一群社会学者、法律学者、维权律师和牧师们经过三天的热烈研讨,在普度大学形成了一个“普度共识”,原文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和签名表示支持。这个“共识”的形成从现行中国法律框架中可以说有这么几个公约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A公约即《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B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政策中对“宗教自由”的论述。
  3. 启蒙运动后形成和逐渐成熟、尤其是宪政主义的“政教分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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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的温州弟兄姊妹们

虽说是浙江人,可是大学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真正的教会服事也是从另一个城市开始,所以对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这座城市其实相当陌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来自温州教会的同工,是在六、七年第一次到香港上短期课的时候。我在神学院的宿舍室友正是几位温州弟兄。他们高声谈笑,直到入夜仍与他们其他房间的同工们来往川流不停,使我只好像死鱼一样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过攀谈下来,发现我们也有几位共同认识的朋友,遂容忍了他们的喧哗。

主日,同去某香港教会参加国语崇拜。一进入教堂,随行的同学们就拿出照相机照起堂内的装饰来,甚至还有同工抓紧崇拜开始前的几分钟兴奋的给内地同工打起了电话,“他们这个吊顶哦,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比我们设计的好多了,还没做上去就改一下吧。”或者“讲台用亚克力的也不是那么难看,也很大气的……”看着陆续来到的该堂会友,我有点点尴尬。身处大城市,没有机会“建堂”的我起初也不以为然,但是后来一想,当初我也不同样对进入商务楼聚会的家庭教会不以为然吗?这种“不以为然”里面,恐怕更多的是自义和嫉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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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宣教的省思

今天我常去的CCUC-North(华人基督教联合会北郊堂)正好是宣教主日,教会特别邀请了一位名为Ramesh Richard的讲员来分享关于宣教的信息。听英语讲道或者是上课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容易走神。因为听英语太累,而我也过了能够聚精会神在脑海中进行同传可以超过半个小时的年纪,所以常常想到教会的事上去。加上早上刚刚跟上海的同工们通过电话,所以更容易将今天的看见、过去几周的思考和教会的现状联系起来。真是对不起今天这位讲员,没能完全领会他的信息。

在《宣教基础》的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对中国的宣教是在新教宣教历史上人力和资金上最大的投资。”我对此深有感触,从大学校园到对街头流浪汉的社会服务,从最偏远的农村到今天我们看来已经几乎是福音垂手可得的香港,都可以看到西方宣教士的身影。今天我们对于去甘肃、青海、川藏山区等不发达地区工作看作好象是受苦(更不用说去宣教了),却不知道在我们看来几乎是愚昧落后的满清时期就已经有宣教士住在哪里、死在那里。我们所用的圣经、所听的福音、使用的查经教材,乃至所受的神学教育,无不凝聚着西方的基督徒在金钱和人力上的巨大奉献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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