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的温州弟兄姊妹们

虽说是浙江人，可是大学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真正的教会服事也是从另一个城市开始，所以对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这座城市其实相当陌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来自温州教会的同工，是在六、七年第一次到香港上短期课的时候。我在神学院的宿舍室友正是几位温州弟兄。他们高声谈笑，直到入夜仍与他们其他房间的同工们来往川流不停，使我只好像死鱼一样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过攀谈下来，发现我们也有几位共同认识的朋友，遂容忍了他们的喧哗。

主日，同去某香港教会参加国语崇拜。一进入教堂，随行的同学们就拿出照相机照起堂内的装饰来，甚至还有同工抓紧崇拜开始前的几分钟兴奋的给内地同工打起了电话，“他们这个吊顶哦，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比我们设计的好多了，还没做上去就改一下吧。”或者“讲台用亚克力的也不是那么难看，也很大气的……”看着陆续来到的该堂会友，我有点点尴尬。身处大城市，没有机会“建堂”的我起初也不以为然，但是后来一想，当初我也不同样对进入商务楼聚会的家庭教会不以为然吗？这种“不以为然”里面，恐怕更多的是自义和嫉妒吧？

后来认识的温州同工越来越多，也听到他们的吐槽越来越多：爱慕虚荣啊、教会苦待青年传道人啊、强大的本地习俗啊，甚至他们也抱怨教会在硬件设施上一掷千金，却对盗版书、传道人的低收入不闻不问。

可是我也看到他们的可爱。虽然有众多的吐槽，他们却没有离开自己抱怨的环境，而是在其中努力耕耘，哪怕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有的带着勇气突破传统，建立脱离“温州传统”的本地教会。我更佩服他们的开拓精神，虽然他们到各处建立的教会有的还在讲温州话，有的还打着商会的旗号，但是他们在开拓，他们至少在牧养自己的同乡，并给当地的教会带去影响。温州教会固然有些不招人待见的“传统”，一些不被人理解的“文化”，也有人抱怨他们强烈的同乡主义和或隐或现的商人气质，但这其实不也是中国教会的缩影吗？退到整个地球村的门口，华人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又何尝不是处处表现出温州教会的某种特征？更况且，他们也在反思、在改变、在更新。

可是这次对温州和浙江教会的逼迫，我却听到中国基督徒当中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批评三江教堂是个违建，批评温州教会好大喜功总是爱慕教堂的虚荣，批评教会靠关系等等。

说的对吗？对！温州的教牧同工们同样也有这样的反省，感谢神！

但是在更大的不公义、在强权违法行政的逼迫面前，受害者有反省应当得到称赞！但是作为基督里的肢体，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与哀哭的人同哭，而不是对受害者落井下石。

设想一个犹太富商，平时贪财、小气、低俗甚至占点小便宜，但是当党卫军冲进他家烧掉他的房子、将他全家老小送进集中营时，我们是应该谴责犹太富商的贪财、小气和低俗呢，还是应该谴责第三帝国的强权和排犹？如果我们不敢做《密室》里的主人公，作为基督徒至少应该为受欺压的人祷告吧？【希望这个比喻不会冒犯温州肢体】

50年代的“控诉运动”，恐怕也是在基督徒里面有那种畏惧强权却对自己的肢体落井下石的土壤。不然紧紧靠着吴耀宗数人和新政权，怎会让这么多基督徒心甘情愿的“控诉”自己的属灵长辈那些鸡毛蒜皮乃至莫须有“罪行”？

事态发展到如今，无论是所谓《国家安全蓝皮书》，还是下达到家庭教会的“勒令停止活动通知”，都已经表明了这不是简单的拆除违章建筑（其实从一开始要求拿下十字架开始就很清楚，这不是拆违，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我也相信神借此炼净祂的教会，但逼迫被神使用绝不等于逼迫本身是合理的，神使用拆除教堂来让领袖们警醒绝不等于拆教堂这件事值得称赞，更何况并不是每个被拆教堂的教会都爱慕虚荣，也不是每个被拆的教堂都违章（违不违章，不也是他们说了算吗？为何单单相信一群以谎言起家、撒谎成性的逼迫者，而不信主内肢体的辩白呢？）。

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成就了神的计划，但并不等于说他的哥哥们是做了件好事——不，他们做的是恶事。该谴责的不是约瑟炫耀彩衣，而是他的哥哥们妄图杀人害命。

是的，我相信神会借着教难成就祂美好的旨意。但是作为局外人，我相信我们的责任是按照圣经教导，与哀哭的人同哭，为受冤屈的求公义彰显，并责备施暴者。反省、思考、寻求神的旨意，更多的是局内人（受害者）的责任。如果颠倒过来，作为局外人对受害者指指点点，而对更大的不公义则报以沉默，那就连约伯的朋友都不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