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神学院阵亡于二战的两位校友

今天去哈佛大学和哈佛神学院参观，在纪念礼堂（Memorial Chapel）里无意中注意到在满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哈佛毕业生伤亡名单中，赫然有两位神学院学生。更微妙的是，这两位神学生中有一位的名为阿道夫（Adolf），而且名字后面跟着一个括号：Enemy Casulaty（敌方伤亡），表示他是一个战死沙场的纳粹军人。

第一位阵亡的神学生Edgar Raymond Attebery是一个军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我的校友（华盛顿大学）。他曾在华盛顿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B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后蒙神呼召献身传道，于哈佛神学院获得神学士学位。毕业后在西雅图的卫理公会担任牧师，并在不久后加入海岸警卫队担任军牧（估计是兼职的）。二战爆发后，他被派遣加入盟军作战部队，并在1944年5月盟军太平洋战场上新几内亚别亚克岛（Biak Island, New Guinea）登陆战时牺牲。

而排在他下面的这位德国军人Adolf Sannwald则充满了争议。他不仅仅是神学院的第二位阵亡者，也是整面墙上唯一的阵亡敌方军人。1951年，哈佛校报（学生主办）发现了这个故事，并且刊登文章指出，“无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加入纳粹军队，他所捍卫的毫无疑问并不是哈佛所坚守的理念。”哈佛大学因此受到压力，并作出公开声明说“将他的名字列入纪念墙是一个错误，我们很快就会纠正。”

随后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件事情，使这座高等学府的纪念礼堂前所未有的陷入争议，历史学者们忽然对这位纳粹部队中的普通一兵发生了兴趣，越来越多有关Sannwald的故事被揭开和发表，人们对这位纳粹军队中的传道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和Attebery一样，Sannwald于1920年代就读于哈佛神学院。毕业后，他受到德国一间教会的邀请（St. Mark’s Church in Stuttgart）成为牧师。从1931年起，他的讲章就开始让纳粹党徒们感到恼火，因为他公开在讲道中批评纳粹的做法，呼吁社会公义。在1934年，他写了一篇单张，评论德国当时的排犹政策：“神并没有根据人的种族来拣选他的子民，我们不应该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和别的政治世界观混为一谈。”（"God did not choose his children on the basis of race. We may not and will not confuse faith in Jesus Christ with some other faith in a religious or political world view."）由于受到盖世太保的威胁，他躲入深山，在一间小教会里担任传道人，借此保护家人。

但是政府很快找到了他。1940年他被强征入伍被送上最残酷的苏德战场，并且由于他拒绝加入纳粹党而只能做普通一兵（不然可以按他的“专业”做军牧）。他曾因为在战场上救了战友而获得一枚勋章，但很快他就在一次空袭中阵亡。

在这篇博客中，Sannwald的女儿回应了作者，感谢他的深入研究为父亲正名。

是一个正面的见证吗？有可能，然而历史总是充满重重迷雾，特别是在小人物身上。上述的资料主要来自Joyce Palmer Ralph发表于哈佛期刊上的访谈调查结果，深入调查研究论文见此。亦有历史学家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例如哈佛校报发表于2003年的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