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计算校庆的时候，学校都是尽可能地往前推，能推到多久算多久。所以我的母校浙江大学自称建校于1897年（求是书院），第二个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则将自己追溯到1896年（南洋公学）。按这个算法，我现在就读的三一福音神学院可以追溯到1897年的瑞典播道会下属的一个小学校（后来变成慕迪神学院的瑞典语部门）。但是今天我们度过的却是神学院50岁生日，而不是117岁，这都是因为Kenneth Kantzer，是他给这间濒临倒闭的神学院带来了新生。我想他之于三一，就像竺可桢之于浙大，不一定是创校者，但是他的异象和远景，他卓越的领导能力，使三一从一个几十个学生、局限于一宗一派的神学院变成了今天福音派世界的翘楚之一。我一入浙大就被反复教育竺可桢校长的光辉事迹，快要毕业了才认识Kantzer，这个校史教育还要加强啊。
三一的原名叫做“三一学院与神学院”（Trinity Seminary and Bible College），是一个隶属于播道会、为播道会培养传道人的小神学院，附属一个小的文理学院。但是到50年代的时候，文理学院（本科）招生爆满，而神学院却门可罗雀，一届甚至只有十几个学生。宗派内部也对神学院是否应当得到存留而议论纷纷。这时的校长Wilbert Norton力排众议，主张不但要把本科部门扩大，而且要继续把神学院办下去。正是他杰出的筹款和管理能力，学校从拥挤的市区搬到遥远的郊区，搬进了更大的校园。接下来，Norton意识到他自己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神学家来把神学院带到下一个级别，于是他就找了当时惠顿的圣经系主任Kantzer，邀请他来担任神学院的负责人。
当时正值新派神学大行其道，Kantzer看到福音派需要这样一间神学院：
神学院必须基于正统神学——坚定相信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和圣经是神无误的启示。她也必须是热心于福音的，如果我们培养出对神很有知识但却对失落的灵魂毫不关心的传道人，这样的神学院还有什么用？学生必须同时具备传福音的热情和被改变的生命。神学院的课程必须以圣经为中心，训练传道人用圣经传讲神的话语。神学生可以学习很多关乎圣经的事，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认识”圣经。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那么我们必须认真的了解它、传讲它。最后，神学院也必须追求很高的基督徒学术标准。基督徒常常害怕世界的学术，怕学术追求将神学教育夺走……但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不应该害怕真正的学术理念，因为真正的学术追求是神的祝福……耶稣基督的精兵应该拥有磨的最快的和最先进的武器。
因此，他上任后就把“三一神学院”改名为“三一福音神学院”，理由是：(1)“三一”这个名字太大路货了；(2)缩写与宗派对应（宗派叫EFCA，神学院叫TEDS，都是四个字母）；(3)高质量的神学院大多叫Divinity School而不叫Seminary（普林斯顿神学院和威斯敏斯特都汗死，这俩都叫Seminary）；(4) 我们要强调自己是福音派的，而不是新派的，吸引跨宗派的学生。
所以，今天我们庆祝TEDS的五十周年校庆。
阵容强大的1981年新约神学系教授阵容
看到这张照片，我觉得81年入学的学生真幸福，受教于名师手下。不过说不定20年后的学生也会觉得我们很幸福呢？
第一，我敬佩Wilbert Norton，他是一个管理能力卓越、有眼光的领袖，他是一个“将才”，但是他看到自己有局限，也愿意让“帅才”Kantzer的光环盖过他，并为Kantzer铺路。如果没有Norton的预备、邀请和让权，Kantzer的计划和设想不会成就。
第二，正如我在这篇文章里所想到的，仅仅想要维持的组织，大多会走向博物馆。教会、组织、神学院都必须有愿景、敢为基督的国度来求神成就大事，也信任和跟随有恩赐和异象的领袖。我过去总是很相信“制度”，觉得制度好了问题都会解决。但是现在发觉带领者更重要（特别是在草创初期或转型时期），带领者没有方向、没有远景和眼光或是压根没有带领者，制度只会让有机体变成官僚机构。
第三，磨磨蹭蹭拖拖拉拉、没完没了的放出风声和筹备是不会有下文的。1964年三一的华丽转身，仅仅开始于一年前（1963年5月）在ORD机场的餐桌上四个人兴奋的会谈：当时校长Norton，EFCA的主席Olson，牧师Evans和Kantzer。
最后，五十年前三一开始的时候也就只有寥寥几位教授，而且很多都不是博士，神学本科、硕士毕业就开始教书了，五十年后就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中国的神学院和神学教育若假以时日，若有有恩赐和异象的领袖，若神怜悯，也会有美好的将来，对此我很乐观。
P.S. 今天我才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知名校友，很多我都看过他们写的书却不知道他是我校友，例如《你为何要信》的作者李德尔、护教学家Ravi和Craig等。
庆祝活动：本科生诗班
庆祝活动：教授献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