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快到六月份的时候，当年的89学运领袖们都会多多少少的发出声音来纪念那年夏天广场上流逝的青春。对不起，我这样说太文艺了，确切的说是流淌的鲜血。25年前，我只是一个小学生。我清楚的记得父亲学校里的学生们都去参加了游行，我所在的小学少先队辅导员甚至将鼓号队拉到街上去为游行的学生们助威奏乐。那个五月，每天从我家（玉皇山路）骑到小学门口（涌金公园），一路上都是标语、口号、传单。《新闻联播》时间长达一个小时，大人们都带着凝重的表情收听着美国之音或是自由亚洲，我也是因此学会了调短波电台和听到了福音。那个嘎然而止的夏天不但给青年学生们，也给中年的知识分子们划上了为国家憧憬的句号，从此政治变成了八卦，中南海秘闻取代了民主启蒙成为地摊文学的宠儿。
大学以后知道，很多当年的学运领袖已经信主，包括远志明、张伯笠，甚至柴玲。说“甚至”，是因为纪录片《天安门》里的柴玲形象着实不堪，正是她在记者面前的拙劣表演使部分观众甚至对民主运动产生了厌恶，开始对学生和政府“各打五十大板”。这也让学运的同情者和参与者尤其厌恶她。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些学生领袖们当时也只有二十出头，他们所受到的“领袖学”装备，大多来自共青团生活的耳濡目染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所塑造的光辉形象，在摄像头和群众的拥戴下表现出格也无可厚非，何必苛求呢？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把现在的异见领袖放在当年他们的位份上，恐怕也不见得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在某次旅行的飞机上，我和妻子都看完了柴玲的自传《一心一意向自由》。我感慨这位姊妹的勇气向读者来袒露她自己不堪的过去，和对过去所犯错误的反思。很多人都为自己的信主经历写见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实的写下自己的过犯并为之深深悔罪，但这本书做到了。如果说《天安门》里的柴玲让你看到的是一个虚伪、骄傲和自以为是的青年柴玲，那么《一心一意向自由》里的柴玲则是一个受尽创伤，被父母的期望和家国的重任压倒，又被世俗价值观所捆绑和一刀刀割伤，最后被基督的福音所拥抱的那个时代的普通中国人。
然而，有些人就是天生有领袖范儿，忍不住要发声。两年前柴玲发表了公开信《我原谅他们》（I Forgive Them），信中说“因为耶稣，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1989年冲进天安门广场的士兵们；我原谅现任的中国领导人，他们仍然继续压制着自由并实行残酷的一孩政策。”因此而受到了往日战友乃至基督徒弟兄姊妹们的猛烈抨击。今年柴玲再次发表给丁子霖的公开信，为自己在《天安门》一片中的证词而辩解，同时大量引用耶稣基督圣经呼吁用平和心态看待“六四”。“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而是应该以“感恩的心等待神的时间带来”。柴玲这番话被很多“六四”维权人士认为是对“六四”死难者的二次侮辱（王丹，丁子霖，沈彤等）。
我读了她的两封公开信（2012年的《我原谅他们》和今年给丁子霖女士的），我觉得里面有可圈可点之处，她所要表达的信息对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但是放在一起、放在这个时机里用公开信的方式发表，不遭人诟病那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这样做能否达到目的？副作用是否大过主旨？在公共政治议题上这样表述是否合宜？基督徒应当怎样表达自己在政治议题上的圣经价值观？柴玲的两封公开信都可以作为样本来讨论。我想用接下去的文章，借用柴玲的公开信来分析基督徒在公共议题上的信仰表达。
P.S. 柴玲是不是真心悔改信主，是不是重生得救，不是我们可以判断的范围。就她的书和她的信中所表达出来的价值观看来，我没有理由去怀疑她不是我们的姊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