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在哪里？

Oliver O’Donovan在The Desire of the Nations里面这样描述中世纪的“政教分离”制度：

皇帝虽然不干预教会的事务，但这并不表明他的事务教会不介入。安波罗修提醒西罗马皇帝维伦廷念说“在信仰的事上”他还是在主教的权柄之下的。教会期望皇帝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皇帝，当皇帝没有体现出“基督徒”的特质时，教会有权利责备他，有的时候是道德问题，有的时候是教义问题。（p.200）

所以，皇帝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执行一个教会以外的工作（“君王”是他的世俗职业），在教会认为皇帝没有做到基督徒的职责时，教会有权对皇帝采取教会纪律行动。教会没有直接干预政府的运作，但是教会通过对皇帝的影响左右了政治。这显然不算“政教合一”，那么请问，这是“政教分离”吗？

会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再继续思考杨凤岗老师所提出的“我们是否准备好”一个基督徒占多数的中国。在今天的跟进研讨上，我笑称不要说按杨老师那个模型了，就算按现在的数量和速度增长我们也没有准备好。很多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的教会里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些专业人士多以理工科技术人员或行政人员为主，我前面提到的人文艺术、政治、社工乃至社会学方面的基督徒较少。人文艺术、政治社会方面的从业人员难免在他的职业领域上碰到文化冲突。例如，一位心理学医生信主后发现他所在教会所接受的教导非常反对心理学，那么他怎么办？当教会要举办辅导讲座，并在讲座中狠批心理学，他会怎么想？教会怎么对待他的职业？教会是不是会明里暗里想要影响他转换立场甚至转换职业？再举个例子，一位正直、追求社会公平的社运人士参加教会，他出于他自己的分析，认为同性婚姻合法化（虽然他同样认为同性恋是罪）是合理且对社会更有益的，而教会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那么教会会怎么对待他？

在安波罗修的时代，对皇帝的责备和批评大多是出于皇帝的道德不端或是信仰不正，但是今天的公共社会有越来越多的议题开始与“道德”和“圣经世界观”有关，例如城市怎样对待新移民和流浪者寄居者、资源的分配、乃至民众政治运动，无一不涉及到圣经伦理和圣经世界观。如果说安波罗修只需要看住一位皇帝，今天则有无数个“安波罗修”要和无数个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打交道。要牧养人文领域的领袖们，就必然带来牧者所持有的“圣经世界观”与信徒所要去做的事情可能存在的张力。如果信徒是工程师，这种张力就很小，因为牧者不懂，也不会有冲突；但是人文艺术领域就会带来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我的问题是：对于这些在他的工作上体现出与圣经价值观/世界观冲突的弟兄姊妹，教会/牧者的边界在哪里？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与圣经直接违背，但是可能与教会的某个立场/思路不同，这时候教会牧养的边界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