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养社会

上周五结束的短短六小时“中国教会：现在与将来”研讨会余波未了，至今邮箱中仍然收到老师、同学和与会者寄来的回响邮件，鼓励我们进一步在这些话题上利用神学院的资源和师生进行研究和探讨，更有教授提出这样的会议应该每年都举行，有些同学甚至排了以后每年可以有的深度专题：中国基督教教育、回宣（“云弟兄”？）、神学院建设等等。

杨凤岗教授的专题，即有关中国基督徒人数的高速增长之可能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他采用的模型，而是因为他提出的先知性警告：中国基督徒、中国教会是否预备好参与社会治理？他认为初期的教会没有在这方面做好足够的预备，以至于康士坦丁皈依时反而接机利用了基督教，导致了政教合一的兴起乃至黑暗的中世纪。无独有偶，我今天正好读到Oliver O’Donovan的Desire of the Nations, 他倒是认为米兰赦令所带来的政教合一体制是当时教会能做出的最好回应：

There’s no point in regretting this. The church of that age had to do contextual theology just as we do; nor did the evolution of the missionary questions into political ones strike anybody at the time as constituting a volte-face. This was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their confidence in mission, the confirmation of what they had always predicted.

我在想的是，杨教授的呼吁对一群神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当中产生政治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乃至革命家的概率不大，但是我们都蒙召做传道人，我们所牧养的对象、所带领的教会中一定会有未来中国的政治家、社会学家、制度设计者、改革家乃至革命家，或者有这些人的父母、老师，或是有带领这些人信主的人。我们是否准备好牧养这些人？我们会不会牧养艺术家、政治家、教育家，会不会牧养企业家、商业领袖？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听到有人说某群基督徒的对话/探讨的问题很幼稚，“这是工商团契的水平。”言下之意是工商团契的信仰都很浅薄。《财经天下》的这篇中国的基督徒商人的确从某种角度证实了这个论述。可是教会会牧养企业家和商界领袖吗？在某些教会里，有名人、商人是他们炫耀的本钱，“XXX都在我们这里聚会。”或许教会领袖不会这么说，可是某些信徒说起来颇为得意；在另一些情况下，教会里的企业家成为宣教、事工筹款的对象；更多的情况，是赞扬他们的“低调”和“谦卑”，鼓励他们做招待、摆椅子，刻意不提及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成就，而是鼓励这些政商领袖能够像卡特总统一样，在教会里殷勤的服事（卡特总统是某教会的主日学老师）。

然而既然这些人是业界领袖，他们就必然会有相当忙碌的日程表，甚至连主日崇拜也常常被影响，怎么办？特殊对待、开小灶牧养？还是一声叹息：“他太爱世界了”，从此不闻不问？

我曾在的教会里有很多从事服装设计的弟兄姊妹，但教会领袖们都是粗糙的理工男出身。所以常常听到“他们学艺术的……”这样的抱怨。这也是为什么艺术家团契、工商团契逐渐的取代了部分甚至全部的教会功能。我不觉得这是合理的方向，教会应当是地方性的、社区性的，而不是专业性、职业性的，否则彼得当年就该组织渔夫团契了。专业性、职业性的团契是出于宣教的需要而对教会进行的补充，但不能取代教会，教会也不应该将自己“矮化”定位为所谓“白领的教会”、“民工的教会”，这都是用某个功能取代了教会整体。

所以我想，作为神学生，我们回应杨教授的呼吁和预警，就该思考我们怎样牧养不同恩赐、不同托付的人。神固然呼召每个基督的肢体加入身体，成就身体的功用，但是限制这个“身体”仅仅是地方教会，把每个人都要捆在教会里面服事才是服事，这种“身体”观未免过于狭隘。

教会是一个小社会（O’Donovan说，教会的本质是基督主权之下的“political community”），你会牧养“社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