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知的中国》

这一期的《中国国家地理》,基督徒不可不读。因为这一期的杂志,记载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宣教士故事——伯格里(Rev. Samual Pollard)。文章题目为,《石门坎:“炼狱”还是“圣地”》。

    说来惭愧,记录伯格里牧师和他的同事们的书籍,《在未知的中国》,我很早之前就从天梯书屋买来过,但是放在书橱里从未翻阅过。也许是书的厚度把我下到了。但是这一次读了《中国国家地理》,让我下定了决心,无论怎样也要近年读完这本当年宣教士的日记汇编:《在未知的中国》。

    基督新教的宣教士们给石门坎,这个边缘洪荒之地带来了什么?是基督的仆人们为苗族人创制了苗文,以便印刷圣经;创办了第一所小学和中学;培养了第一位博士;倡导和实践了双语教学(没错,就是上海市教委喊得很响却无法落实的双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的先河;倡导民间体育运动——当年宣教士们倡导的运动会今天已成为苗家风俗;创建了第一个西医医院,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以及苗民医院……在宣教士和基督教会的努力下,石门坎在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一度成为贵州文化教育最普及的地方。直到今天,当地的苗民识字率比后来移进来的汉人要高得多。

值得称道的是,为了印刷圣经和赞美诗歌,宣教士还绞尽脑汁和当地知识分子一起,从苗人的衣服上的花纹获取灵感,创造出了苗语文字,通过教会的教育而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如果没有基督教,今天的苗族就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而苗人教会通过主日学和圣经课程,促成了苗文文字的流传。

    在大多数农家子弟为了跳出农门而奋斗的时候,石门坎的苗族子弟却因为神的呼召和教会的需要,在省城上完学后回到石门坎继续他们的教育事业。这对于今天我们要苦苦留住学生回到农村相比,是绝妙的讽刺。正如文章作者总结的,“这个以苗教苗的文化循环,与今天‘开发大西北’的人才困境有着巨大反差。”这是一个违反了市场规律的现象,然而,它客观存在。

    我想道理很简单,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甚至收入,无一不是来自神的,除了为神而工作,我们别无选择,也没有别的选择可以吸引我们。我相信不是伯格里改变了石门坎,而是伯格里所信靠的神。

石门坎照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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