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

在本校的国际学生中,最多的就是韩国人,可以说占了国际学生的一半以上。曾经和别的神学院同学交流过,似乎在别的神学院——无论是改革宗、福音派还是灵恩派的神学院——都是类似的情形。学校有一幢楼是韩国校友(?)捐赠的;图书馆的书架上有韩文的神学书,和同标题的英文书放在一起;在访问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图书馆里有专门的韩国角,摆放着来自韩国的民族服饰和纪念品。同样,在我的身边也有很多韩国同学,宿舍楼里住的一半都是韩国家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开着日本品牌的七座van(因为家里人多),每个主日的早晨全家披挂整齐、西装革履,白色的丰田Odyssey们整齐划一的离开停车场,每次看到此景我的视野都会幻化出机枪手卧在车顶,如同进入摩加迪沙市区的悍马车队。

有时候我也感到很困惑,这么一个小小的半岛——更何况一半都赤地千里——怎么会派出这么多神学生来的?是因为子承父业(不少是牧师或宣教士的儿子)还是上帝的呼召?抑或就是因为海外留学人数多?韩国教会的兴旺世人皆知,我读到长老会的宣教史上称韩国长老会是“长老宗皇冠上的明珠”,意即长老会在韩国受到的欢迎出乎宣教士的预料。但是中国基督徒对韩国教会的观感却又是两样:从事十多年前的羡慕、跟随、效法到今天的警惕、防备甚至“谈韩色变”。我认识一些国内的弟兄,一听我提到韩国某个老师或宣教士就提高警惕,理由是“韩国异端很多”。其实韩国并不是异端多,而是因为教会兴旺的地方必然仇敌也做工(河南作为基督教人数较多的大省,同样异端也相对多),而且中国处于韩国的近似文化圈所以那些异端的“宣教士”也活动较多。

最近上了《非西方教会历史》,受益匪浅,对韩国的教会历史也有一些研究。我读的几本书中都将韩国教会的兴旺归功于以下几个因素:

  1. 政治因素:当韩国受到日本的欺辱时,当时的韩国政府希望通过向基督教开放来获得西方列强的好感。
  2. 民族因素:韩国文化中的“恨”文化以及受日本殖民统治、独裁政府欺压而渴望救赎的心态正好与基督教的救赎主题吻合。
  3. 教会因素:韩国教会在日本殖民时期与韩国人民一同受苦,同时又表现出对殖民政府的不妥协风骨,受到韩国民众的好感。而在独裁统治时期,韩国教会主动在神学上探索受苦的“民众神学”,与韩国民众一起对抗了独裁统治,成为韩国民主运动的力量之一。
  4. 教导因素:初期宣教士非常重视文字扫盲和圣经教导,大多教会的传福音都是从查经班、圣经课开始,而不是培灵奋兴型的呼召决志(是吗?)。有人认为这是长老会的功劳:长老会,特别是old school,对呼召决志比较反感,而韩国人民对长老会又情有独钟(我同学说是因为韩国文化尊重年长者和顺服权柄所致),所以宣教的根基打得很牢。

虽然和华人教会一样,韩国教会也往往因为人的问题有很多的纷争和分裂,以至于有些课——特别是跟教牧实践有关的课——往往成为韩国同学们的吐槽课。但是有一点韩国教会让我很敬佩:他们的宣教是真的跨文化宣教。我的同学中有几位是来自南美洲的韩国人,他们都是宣教士的孩子:父母去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地宣教,而且是向当地人(不是韩侨!)分享福音,他们的孩子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读书,然后再奉献来读神学。这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尽管他们自己也批评自己的宣教缺乏对当地文化的尊重、有强烈的韩民族主义,但是敢于走出这一步——而且是大批的走出这一步,并且有意识、能容纳对自己的批评,这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

7条评论

  1. Yves说道:

    奥德赛是本田。

  2. lionel说道:

    中国教会相对封闭多了

    • Martin说道:

      韩国教会能“大批”走出去是不是跟经济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这边有些韩国神学生中有学费交不起的。但是也有很多好像基本上不怎么担心经济问题的。
      中国教会的历史在过去是一部“挣扎求存”的历史。当时也有宣教士,比如西北灵工团,但是没有足够的支持,又能走多远?我想接下来中国教会可能要面对的主是教会建制、牧养、神学教育和宣教吧。哦对了,还有文化对话。不过我想文化对话可能需要先在神学教育上有一定的积累吧,要不然连自己是谁还没看清楚就跟人对话了。

    • Martin说道:

      我觉得国情应该还是有些影响的吧。就像我闪不能期待朝鲜教会出去做宣教一样。虽然中国教会的空间比以前大多了,但是就像肖申克救赎里的那位Brooks Hatlen一样,被关在监狱里50年,出来后已经不太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接轨了。适应起来需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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