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华人教会近距离

俄乌战争的爆发，让全球的目光从难以清零的疫情转向这片欧洲土地，欧洲社会空前团结，在各方面给乌克兰以支持。欧洲各地的教会积极投入到救助难民，向难民宣教的事工中。但我们却很少在社交媒体中听到欧洲华人教会的声音。随着中国的崛起，欧洲华人近些年来的社会经济地位都有所提升，不单移民欧洲的人数逐年增加，人群分布也更加多元。除了企业家和工商业者利用亲缘关系，从事跨国贸易外，还有一批专业人士和留学生逐渐留居当地，成为移民新主体，他们对以地缘为主的欧洲华人移民教会带来了不小挑战。作为全球大公教会的一部分，欧洲华人教会与北美华人教会及大陆家庭教会间的差异常常被忽略了，人们想当然以为身处欧洲的华人教会享有得天独厚的宗教历史传统、充足的神学资源和信仰的自由，却很少留意到当地华人教会发展的历史和其面临的困境。

多年后，身处欧洲的华人宣教士刘弟兄回忆起当年在德国留学的经历，有一幕在他的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他所在的德国华人教会中有一位执事，主动鼓励她的女儿去教会隔壁的耶和华见证人聚会。虽然她知道这是个异端教会，却认为那里有系统的神学教导，即便教义错了，至少能学些东西，以后可以再回头。这个看似求知欲满满的举动，让刘弟兄对欧洲华人的灵性状况忧心忡忡，在查经班、学生团契四处可见的欧洲，华人教会内部却是信徒灵性的干渴饥饿和神学牧养的缺乏。他因此决定留在欧洲，参与到华人神学教育的工作中。

2015年因着投资移民迁居德国南部小镇诺伊马克特的蔡姐妹一家刚刚转去了一间德国本土的独立教会。虽然每个主日的讲道，她听得一知半解，却看到“大家真的是在敬拜，儿童的主日学也非常认真，孩子们不但要背圣经，听圣经故事，还要自己读圣经”。之前她所在的华人教会离家不远，人数众多，却始终让她觉得在属灵的事上无法沟通，教会中只有来自温州青田的弟兄姐妹会公开祷告，没有人谈论讲道如何，怎样行道。她偶尔在主日学中带领孩子们祷告，却被视为“惊艳”。几经周折后，她们一家通过国内教会牧师的介绍，才转入了现在的教会。但因为当地的华人很少，她还是不忍心删掉原华人教会的微信群。

欧洲华人移民人数在近几十年来节节攀升，欧洲华人教会的人数也随之增长，尤其在南欧，不乏人数逾千人的大教会。据一项报告显示，2006年留德深造的26000名学生中，就有1500名学生在查经班或学生团契中受洗。但是，当我们深入访谈旅居欧洲的基督徒时却发现，欧洲华人教会复兴的外表下，却充斥着教会权力化的斗争，信仰上的伪善，以及信二代流失带来的分裂。

欧洲移民基督徒关切的两件事：做工赚钱和事奉教会

根据《世界侨情报告2020》蓝皮书报告，华人已成为西班牙第六大移民群体。和上世纪八十年举村移民法国的情况类似，西班牙华人中90%是商人，其中大部分又来自温州和青田。宗教虽然不是他们移民的原因，但他们中不少人在国内已经信了主。“不管他们是灵恩派的，是保守的复兴体系，或是三自教会来的，最终信徒的属灵状况和所属的宗派无关，还是取决于他个人与神的关系。”对于大部分信徒来说，主日的敬拜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就终止了。“唱完回应诗歌，我低头默祷后抬起头，面对的常是空空的会堂，大家都赶着回去做生意。为了顾生意，夫妻两个分上下午来聚会也是常有的事。”在国内信主，又多年在海外接受神学教育的刘弟兄对聚会后的孤独颇为感慨。虽然他所在的教会人数上百，但信徒之间除非有生意往来，或家族利益，基本不会有属灵的交流。“如果两家人有生意上的冲突，那么他们即使在一个教会里聚会，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说话。”

中国人民大学曹南来教授曾在《巴黎温州人的基督徒生活》中指出，对于大部分温州移民基督徒来说，他们的生活主要关切两件事：做工赚钱和事奉教会。这种自我孤立常见于温州移民社群，特别在第一代移民中尤为突出。移民教会圈是他们在巴黎除了家庭之外唯一延展的社交网络。[1]就刘弟兄的观察而言，这些移民基督徒对教会的侍奉主要体现在金钱的奉献上。“长执挑选标准主要是看奉献的数目，只要没有犯太大违背真理的错误，一般都能加入。教会的管理团队又有明显的地缘特点，如果是青田人创办的教会，长执团队几乎都是青田人，如果是温州人创办的教会，几乎都是温州人，他们在开长执会的时候都以当地方言交流，即便你被选进去，也没有办法参与议事。”

这些以温州、青田信徒为主的教会历来对传道人十分尊重。信徒甚至愿意请假、借贷款来服侍传道人。但在这层尊重的传统之下，以商业发家走出贫困、走出国门的信徒，仍会以经济地位判断人身份的高下，即便对传道人也不例外。民间社会的婚俗礼金数额，开来教会的车子型号，都会决定这位传道人是坐高位，还是坐低位。赚钱和侍奉教会虽然被他们看为同等重要，但在实际的选择中，金钱却可以成为通往敬虔的门票或者信仰的补赎。

对普通信徒而言，做工赚钱和听道完全可以做到两不误。信徒们对听道十分热衷。做生意的空档，管仓库的同时，他们都习惯通过手机网络听讲道录音。柜台上、杂乱的货物间里，总有本摊开的圣经。没生意的时候，他们就低头读上一段。他们也尽力持守一些敬虔传统，比如坚持跪着祷告、不吃血等、作长长的祷告，让祷告与情绪充分混合。在同性恋议题上，基督徒父母若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中试图混同性恋圈子或有类似倾向时，会毫无犹豫地让孩子退学。但同样是这群人，却觉得在生意上的贿赂、偷税漏税是无法避免的事。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仍有盈余，他们一面在神的道前觉得良心有愧，一面又无法逃避商业的潜规则，于是就加倍地奉献。金钱奉献对这个为生活所累的信仰群体而言，是一种宗教身份的体现，也是他们所理解的“赦罪”之道”。

在个体自由名义下暗潮涌动的权力之争

蔡姐妹曾经聚会的德国华人教会由美国宣教士开创，迄今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教会中主要由留德多年的老留学生家庭和浙江青田弟兄姐妹们组成。不同背景的两群人在一个屋檐下聚会，彼此却没有什么交流。“教会中的属灵气氛靠青田的弟兄姐妹托着，他们会来问候接待新人、乐于祷告。已扎根德国、留学生背景的弟兄姐妹则负责教会的管理和讲道。”但最让信主已20年的蔡姐妹惊讶的是，信徒对于教会事务的热心参与会被看作对教会权力的向往，长执团队不单对显露的罪无视，还给其冠以个人自由的名义。“一言蔽之，在属灵上无法沟通”，蔡姐妹痛心地说。

“因为我女儿在主日学表现得很乖，我有机会参与了那间华人教会的儿主服侍。我发现其中有个特别调皮的男孩子，在哪里都不受待见，就希望和他多聊聊。”于是，蔡姐妹每周提前几十分钟到教会，和小男孩在教会走廊里聊聊天一起祷告。从开始的抗拒，躲着蔡姐妹，到坐在她身边东张西望害怕有人注意他，到愿意和蔡姐妹分享心里的真实想法。蔡姐妹看着男孩的心慢慢变得柔软顺服，在课堂上被提醒也能马上听话。可这样辅导很快被主日学负责人以集体祷告的名义中断了。负责的姐妹要求蔡姐妹在每次聚会前30分钟，带领儿主老师一起祷告。提议本是好的，却打断了蔡姐妹与男孩唯一交通的机会，也几乎如同行政命令压了下来。“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就像电影《逃学威龙》中演的，孩子们鸡飞狗跳，不背圣经，不祷告。主日学老师和男友同居也照样来服侍。有些弟兄姐妹在邀请我去家中时，试探性地展示着家中的风水罗盘，想探知我真实的信仰底色” 。当蔡姐妹和教会长执沟通时，他们却认为这都不是问题，教会也不应该介入。“你以前待的教会是国内的教会，国内的教会束缚比较多，我们这是德国教会，讲自由”。牧者给出了回复，并询问她是否因为想加入同工团队才如此执着。蔡姐妹不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既然从没有改变，为何他们可以对罪视而不见呢？在当地待得时间久后才明白，当地的华人虽然在德接受了高等教育，进入了一流企业工作，融入主流社会的比例却不高。一些华人基督徒便把教会当作获得认可和权力的所在。

第二代移民的信仰选择

作为同乡会外延的信仰团体所表露出的伪善与对真理选择性的持守，也影响着第二代移民的信仰选择。虽然南欧的华人教会中有三分一到二分之一的信二代留在了教会中，看起来比例不低，大多却并非出于主动的选择。

第一代信徒为了在异国站稳脚跟，在生意场上闯出一条活路，不得不把孩子放在国内亲友身边，直到他们10来岁才接到身边。孩子做了十来年的留守儿童，习惯了父母以金钱、礼物弥补缺失的爱，即便被接到父母身边，也难以建立亲近感。尤其是家中的长子长女，为了照顾家中最小的弟弟妹妹，给他们提供更多机会，常常读不了几年书就辍学帮着家人打理生意。还有些孩子尽管人在欧洲，却因为父母离异或生计所迫，在海外也做起了留守儿童。蔡姐妹在教会中陪伴过的男孩子就是其中一例。他的母亲离异后和男朋友一起去意大利开了个美甲店，这个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就被留给了开中餐馆的外公外婆。外公外婆早年偷渡来德国，好不容易开了个中餐馆站稳了脚跟，自己却大字不识，更没有什么能力管教外孙。眼看着外孙行为越来越古怪，难以驯服，却无能为力。

南欧的移民家庭普遍对教育不重视，很多孩子读到初中就辍学了。据刘弟兄观察，信二代中仅有1/1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欧华神学院的院讯中提到：第二代之后的华人语言能力呈递减状态。以西班牙教会中的青少年为例（14～25岁），粗略估计，14岁以下只有10%会中文，其余只会西语不懂中文；14～18岁则有30%会讲中文，然而中文理解力不足；18～28岁则60%以中文为主，其中部分人中、西文都好。[2]没有语言的依托，他们的交流也浮于表面，难以进深。尤其中文不好，西班牙语仅够生活交流的二代，尽管和上一代相比，有合法的身份，衣食无忧，却仍旧走不出华人的狭小圈子，更难进入主流社会寻找信仰上的突破和改革。

在相对重视教育的德国移民家庭中，语言的隔阂一样给信徒家庭甚至教会带来伤痛。21世纪初移民到德国的叶姐妹，从2019年开始就留在Ratingen教会聚会。她所知晓的两次教会分裂虽都因着教义上的分歧，但青少年一代的流失也是那些家庭离开的原因。“那些离开的家庭都多年热心服侍教会，却多少忽略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几乎不讲中文，都已成年，却没有一个回到教会。”

要在欧洲的主流社会中找到适合这群移民二代的福音派教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以罗马天主教为主要宗教的西班牙为例，尽管当地的天主教已经相当世俗化，仍有66.3%的西班牙人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相应的，在西班牙的新教人数极少，主要由新近的移民组成。新教教会的规模受到限制，大规模的教会很难注册为合法的宗教机构。现有的、达到一定规模的华人教会都不是以教会名义注册的。因此，信二代即便想选择语言上更适切的西班牙语福音派教会，也不知上哪里找，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

确认第一身份，学着为信仰付代价的新一代

好在欧洲华人教会近年来普遍把事工的重心转移到青少年事工上，神也在教会信二代身上动工，引导他们自己在特有的处境中思考、和解，寻求新的牧养关系。

“我们主要通过台湾教会的帮助，引进一些家庭儿童类的课程和培训。我在三年前参加过针对儿童服侍的培训。前几年教会中也设立了独立的德语崇拜，由一对中德结合的夫妻负责。虽然这对夫妇因为生计搬去了别的城市，但最近可能又要回到我们中间”。叶姐妹告诉我们，信二代流失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华人教会中，其他种族的移民教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她身边的波兰人教会、韩国人教会都面临着第二代的流失。但仅仅靠教会的活动是无法吸引信二代的，神自己的工作提醒她，重生的灵是从上头赐下的。“我儿子所在的小学每周三上午会去当地教会参加敬拜，大约一节课的时间。同学里有个土耳其男孩，来自非常保守的伊斯兰家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从三年级开始也积极参加周三上午的聚会。“

“南欧的信二代以未成年人为主。他们当中有些因为父母在信仰上的言行不一，离开了教会。但在留下的信二代中，部分人却抱着积极的态度。他们感恩神带领他们离开了原来的环境，最终与父母团聚。父母的信仰和生活有时虽是脱节的，甚至那些罪是如此明显，但因为看见神没有放弃他们，心里便对福音有了更神一层认识。晓得这一切不单是靠着起早贪黑的努力，更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刘弟兄颇为感慨地说，” 年轻的信二代在教会层面还没有展现出一定的影响力，但愿意留下的年轻人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着信仰的新形式。他们通过youtube了解西班牙福音派教会敬拜的模式，他们被西人教会牧者的真实吸引。在华人教会中，牧者是不会认错的，而西人教会的牧师却会坦诚地向会众认错。这让他们大为震动。当他们开始自己的青年团契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效法这些教会。“

对他们的父辈来说，语言始终是一个障碍，将他们封闭在自己文化的小圈子里。但是语言也是一种保护，将信仰中部分的敬虔、纯正保留了下来。尤其在这个信仰开放自由的大熔炉中，华人移民教会能在一定意义上独善其身，部分得益于语言这道屏障。如今，信二代能更自如地运用当地的语言，也渐渐成为华人教会与当地教会交流的桥梁。有些欧洲本地人来到他们教会，参与牧养教导。有些华人弟兄姐妹则走入其他种族群体中，为他们带去基督的福音。

欧华神学院的一位毕业生在匈牙利华人教会中开展了向罗姆人（即吉普赛人）的跨文化宣教事工。教会一方面鼓励华人信徒投资农场，给罗姆人提供工作机会，改善经济状况。一方面，藉着教会训练有心服侍同胞的罗姆人神学生。目前，华人教会通过经济资助的方式，支持一位匈牙利籍罗姆人牧师建立教会，向罗姆人传福音。这间服侍罗姆人的教会正在装备四位罗姆人神学生。随着俄乌冲突的升级，匈牙利华人教会也积极投入到帮助乌克兰难民的事工中。

刘弟兄强调，“移民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外在的环境或经济上的压力，而是对自身身份的确认。在主里面确认他们的第一身份是信徒，不是华人、商人，、长老，、创堂牧师、建堂牧师，而是和主相连的第一身份。”

渐渐地，有年轻的基督徒用原本购买特斯拉最新型号的钱，买了辆普通品牌的车，把钱投资在和永恒相关的事务上，不再被物质的标签定义。有神学毕业生回到教会后推动教会的改革，不再收取现金奉献，避免教会成为洗钱场所，只收取银行转账，为教会合法注册做预备。他说，“我宁愿教会穷得没有钱，也要扭转这个情况。不然，我们就无法合法地聘用下一位传道人。”

叶姐妹也观察到，教会在系统性神学教导上虽然有缺乏，但是当信徒看重所得的新生命时，背景、文化的差异都成了次要的。“我们教会有对夫妻从背景上来看差异很大。弟兄是潮汕那边的，姐妹来自内蒙古。信主后生命完全改变，全家都好好爱主爱家庭，两个儿子也都信了主。大儿子最近和一位姐妹结了婚，凡事都按着主的教导去行。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其实是挺稀罕的事。这对夫妻热心传福音，近至身边的同事邻居、中文学校的学生家长，远至国内的亲人，只要有机会总是尽力撒种。还有些年纪大的姐妹为了信主不惜和父母反目，但信主后也靠着主的爱尽力和父母和好。”

欧洲越来越多的工商团体也参与到教会的建造上，为培养下一代敬虔的信徒花上更多心思。面对欧洲普遍的同居现象，有些团体开始和教会讨论是不是提供一个类似于学生中心的地方，让无力单独租房的留学生或暂时没有经济能力的年轻情侣们有单独居住的场所，以减少情欲上的试探。类似的尝试虽然还在拟定阶段，但可以看到这些移民基督徒有意识地在物质上，为下一代信徒能活出敬虔的见证，没有后顾之忧地走出小圈子服侍神的国度做预备。

西班牙北部有条著名的“圣雅各朝圣之路”。它与罗马、耶路撒冷的朝圣之路齐名。在进入 Santiago de Compostela 老城区的石板路上，人们会看到用各国语言书写的歌德名言，“欧洲是诞生在朝圣之路上的”。走在其间的人怀揣着不同的动机，一路搜集着驿站中的印章和标志性的贝壳，期待在终点换回一张用拉丁文写就的朝圣证书，实现一次内在的自我救赎。但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救赎从来不是通过行为或自我努力完成的。救赎唯独来自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又复活的基督。也许人们在循着一条路时，追忆了它的历史，重返了过往，但圣徒的遗骸并不能使罪人得赎，圣路终点的酒吧餐馆也不能使人的心灵安息。除非人返回了拯救的源头，就是罪人将信心全然交付的那一位。

欧洲华人教会从初建至今，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同样走在一条朝圣之路上。移民的奋斗历史，家乡的敬虔传统、亲族间的友爱扶持、阶层的跃升都不是朝圣的终点，唯有基督才是教会从始至今朝见的那一位。也许现在正是机会，如神藉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耶6:16）

（以上采访人物皆为化名）

---

[1] 引用自曹南来发表在《文化纵横》上的《流离与凝聚：巴黎温州人的基督徒生活》一文。网络链接：http://www.21bcr.com/liuliyuningjubaliwenzhourendejidutushenghuo/

[2] 欧华神学院2009年9月第四期院讯

后记：本文原是为一家境外媒体写的欧洲教会报道，却因为篇幅及受访者不愿意实名登载，无法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