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教会

边界在哪里?

Oliver O’Donovan在The Desire of the Nations里面这样描述中世纪的“政教分离”制度:

皇帝虽然不干预教会的事务,但这并不表明他的事务教会不介入。安波罗修提醒西罗马皇帝维伦廷念说“在信仰的事上”他还是在主教的权柄之下的。教会期望皇帝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皇帝,当皇帝没有体现出“基督徒”的特质时,教会有权利责备他,有的时候是道德问题,有的时候是教义问题。(p.200)

所以,皇帝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执行一个教会以外的工作(“君王”是他的世俗职业),在教会认为皇帝没有做到基督徒的职责时,教会有权对皇帝采取教会纪律行动。教会没有直接干预政府的运作,但是教会通过对皇帝的影响左右了政治。这显然不算“政教合一”,那么请问,这是“政教分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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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养社会

上周五结束的短短六小时“中国教会:现在与将来”研讨会余波未了,至今邮箱中仍然收到老师、同学和与会者寄来的回响邮件,鼓励我们进一步在这些话题上利用神学院的资源和师生进行研究和探讨,更有教授提出这样的会议应该每年都举行,有些同学甚至排了以后每年可以有的深度专题:中国基督教教育、回宣(“云弟兄”?)、神学院建设等等。

杨凤岗教授的专题,即有关中国基督徒人数的高速增长之可能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他采用的模型,而是因为他提出的先知性警告:中国基督徒、中国教会是否预备好参与社会治理?他认为初期的教会没有在这方面做好足够的预备,以至于康士坦丁皈依时反而接机利用了基督教,导致了政教合一的兴起乃至黑暗的中世纪。无独有偶,我今天正好读到Oliver O’Donovan的Desire of the Nations, 他倒是认为米兰赦令所带来的政教合一体制是当时教会能做出的最好回应:

There’s no point in regretting this. The church of that age had to do contextual theology just as we do; nor did the evolution of the missionary questions into political ones strike anybody at the time as constituting a volte-face. This was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their confidence in mission, the confirmation of what they had always pred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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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礼仪

本来从不知道教会还有“节期”一说,以为那些都是天主教的东西。后来从陈彪牧师那里获得一本8美元的新国际研读本圣经,里头“骑驴进入耶路撒冷”那部分有精美的插图,才知道有个“棕枝主日”(Palm Sunday,不是买Treo手机的日子)。

上《崇拜学》的时候,老师要我们去观察两个敬拜风格截然不同的教会。上次写了我独自去黑人教会的经历,另一个是我和妻子一起拜访的本地圣公会教会。美国圣公会叫Episcopal Church而不是Church of England或者Anglican,这是因为美国革命时美国圣公会被要求与英国圣公会断绝关系(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需要宣誓效忠英国君主),所以名字也改的不一样。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这是另一个宗派。由于美国圣公会公开接纳、认可和祝福同性婚姻,所以有一部分保守的圣公会分离出去形成了Anglican Church in North America(ACNA)。考虑到上次圣诞节的时候已经去过一次旁边镇上的ACNA教会,所以这次我就选择自己镇上的比较“新派”的圣公会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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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随想(2)

一位长老会的弟兄在FB上回复我前面的帖子说:

洗礼同样也代表罪得洁净,那是否洒水才是有效的?(结36:25;约3:5;徒2:38);洗礼同样也代表圣灵的浇灌,那是否浇水才是有效的?(太3:11;徒2:38);彼得甚至称挪亚经历大洪水是洗礼的预表,那是否需要浮在水面上才算是受洗(彼前3:21)?保罗说以色列人都在云中受洗(林前10:2),是否说以色列人当时都走到云里去,以至于被云浸了?我不是否认可以浸礼,我只是觉得,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仅仅根据罗6:3-4而认为只有浸礼有效,并无法解释洗礼在圣经中的多重意义。并且,正如慕理在其Christian Baptism一书中所说的,罗6:3-4的重点并不在于死与复活,而是在于与谁死与复活,重点是与基督联合。从这个意义上,施洗的方式真的不重要。

他讲的太有道理了,以至于我一下子还无法反驳,那就这样吧,大家都知道我不是随便的人,但是随便起来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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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随想

复活节又要到了,各个教会,无论是我的母会还是这里的教会,都在准备给预备要受洗的弟兄姊妹进行受洗前的教义班和会员班。好像把洗礼放在复活节已经成为很多教会——尤其是只接受“浸礼”的教会的一个传统。我想这里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受浸所代表的属灵意义之一是“与基督同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罗马书6:3)。

集中受浸在“多聚会点”的教会里则遇到一个难题。因为这样的教会出于“一个教会”和效率的双重考量,往往让各个聚会点要受洗的弟兄姊妹都放到一起来洗礼。又因为场地空间所限,一般这些要受洗的弟兄姊妹加起来就把一般的聚会场地给塞满了(感谢赞美主!)。那就造成他们只能“彼此见证”,而没有机会向和他们一起聚会、一同成长、看着他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见证基督在自己身上的伟大作为。当然,一个补救措施是在主日的时候请受洗的弟兄姊妹再上去分享见证,可是圣礼已经没有同时发生,见证的果效略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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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

在本校的国际学生中,最多的就是韩国人,可以说占了国际学生的一半以上。曾经和别的神学院同学交流过,似乎在别的神学院——无论是改革宗、福音派还是灵恩派的神学院——都是类似的情形。学校有一幢楼是韩国校友(?)捐赠的;图书馆的书架上有韩文的神学书,和同标题的英文书放在一起;在访问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图书馆里有专门的韩国角,摆放着来自韩国的民族服饰和纪念品。同样,在我的身边也有很多韩国同学,宿舍楼里住的一半都是韩国家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开着日本品牌的七座van(因为家里人多),每个主日的早晨全家披挂整齐、西装革履,白色的丰田Odyssey们整齐划一的离开停车场,每次看到此景我的视野都会幻化出机枪手卧在车顶,如同进入摩加迪沙市区的悍马车队。

有时候我也感到很困惑,这么一个小小的半岛——更何况一半都赤地千里——怎么会派出这么多神学生来的?是因为子承父业(不少是牧师或宣教士的儿子)还是上帝的呼召?抑或就是因为海外留学人数多?韩国教会的兴旺世人皆知,我读到长老会的宣教史上称韩国长老会是“长老宗皇冠上的明珠”,意即长老会在韩国受到的欢迎出乎宣教士的预料。但是中国基督徒对韩国教会的观感却又是两样:从事十多年前的羡慕、跟随、效法到今天的警惕、防备甚至“谈韩色变”。我认识一些国内的弟兄,一听我提到韩国某个老师或宣教士就提高警惕,理由是“韩国异端很多”。其实韩国并不是异端多,而是因为教会兴旺的地方必然仇敌也做工(河南作为基督教人数较多的大省,同样异端也相对多),而且中国处于韩国的近似文化圈所以那些异端的“宣教士”也活动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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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学期(2014年春季)课程(1):教会里的那些破事儿

所有牧养教导方向的道学硕士学生在最后一个学期都要修一门一个学分的名为“Capstone Seminar”的课程。之前一直不知道这门课是干嘛的,名字也起的奇奇怪怪,上课也只有四次,又常常听到毕业生说paper、paper什么的,一直以为是个毕业论文写作的大课。拿到教学大纲才知道,原来这是一门整合整个道学硕士学习阶段的教义、理念、经文的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事工理念(Philosophy of Ministry)。既然我选的是教导牧养、教会事工的方向,所以我的Capstone Seminar(谷歌了一下才发现普通大学也都有这门课程,一般毕业生将其看作是毕业设计)当然也是以牧会为主要内容的,老师指定的教材就是这本:Facing Messy Stuff in the Church(中译为《教会里的那些破事》,你看如何?)。

亚马逊介绍说,此书包含了14个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案例,帮助教会领袖们对教会事工和困难的问题有扎实的准备,这些案例包括:性骚扰、色情上瘾、离婚、堕胎、家庭暴力等。借着来回奥兰多的飞机上的无聊时间,我把这本指定教科书给读完了……也吓得开始考虑退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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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问答:失落的传统

在我们所有为小崽子安排的学习活动中,他最喜欢的,大概除了游泳就是要理问答了。他常常会提醒我,“爸爸,今天的问题还没有做。”并且在小伙伴上门玩耍的时候他也有时会建议大家一起来做问答——当然,很可能带着炫耀的成分。

小朋友喜欢要理问答很可能是因为要理问答的简单、易懂和重复记忆。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鲜见要理问答的使用呢?今天的福音派基督教热衷于开发和使用大量的圣经学习课程、查经指南、辅导手册、理财和家庭讲座,像要理问答般深入用经文和理性厘清基督教教义传统的课程却越来越少,乃至于断版买不到。这是何故?

Grounded in the Gospel的两位作者都是今日福音派世界的重量级人物:哥顿·康威尔神学院的Parrett和维真学院的巴刻。他们在该书导论中指出要理问答失落的原因有三:(1)现代世界以自我的主观认识为中心、拒绝外部的客观真理;(2)在基督徒社区里对权威主义的反感;(3)教会日程已经被塞得很紧,没有空间再放入要理问答。然而纵观全书,我还看到其他拦阻要理问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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