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计算校庆的时候,学校都是尽可能地往前推,能推到多久算多久。所以我的母校浙江大学自称建校于1897年(求是书院),第二个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则将自己追溯到1896年(南洋公学)。按这个算法,我现在就读的三一福音神学院可以追溯到1897年的瑞典播道会下属的一个小学校(后来变成慕迪神学院的瑞典语部门)。但是今天我们度过的却是神学院50岁生日,而不是117岁,这都是因为Kenneth Kantzer,是他给这间濒临倒闭的神学院带来了新生。我想他之于三一,就像竺可桢之于浙大,不一定是创校者,但是他的异象和远景,他卓越的领导能力,使三一从一个几十个学生、局限于一宗一派的神学院变成了今天福音派世界的翘楚之一。我一入浙大就被反复教育竺可桢校长的光辉事迹,快要毕业了才认识Kantzer,这个校史教育还要加强啊。
三一的原名叫做“三一学院与神学院”(Trinity Seminary and Bible College),是一个隶属于播道会、为播道会培养传道人的小神学院,附属一个小的文理学院。但是到50年代的时候,文理学院(本科)招生爆满,而神学院却门可罗雀,一届甚至只有十几个学生。宗派内部也对神学院是否应当得到存留而议论纷纷。这时的校长Wilbert Norton力排众议,主张不但要把本科部门扩大,而且要继续把神学院办下去。正是他杰出的筹款和管理能力,学校从拥挤的市区搬到遥远的郊区,搬进了更大的校园。接下来,Norton意识到他自己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神学家来把神学院带到下一个级别,于是他就找了当时惠顿的圣经系主任Kantzer,邀请他来担任神学院的负责人。
当时正值新派神学大行其道,Kantzer看到福音派需要这样一间神学院:
神学院必须基于正统神学——坚定相信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和圣经是神无误的启示。她也必须是热心于福音的,如果我们培养出对神很有知识但却对失落的灵魂毫不关心的传道人,这样的神学院还有什么用?学生必须同时具备传福音的热情和被改变的生命。神学院的课程必须以圣经为中心,训练传道人用圣经传讲神的话语。神学生可以学习很多关乎圣经的事,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认识”圣经。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那么我们必须认真的了解它、传讲它。最后,神学院也必须追求很高的基督徒学术标准。基督徒常常害怕世界的学术,怕学术追求将神学教育夺走……但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不应该害怕真正的学术理念,因为真正的学术追求是神的祝福……耶稣基督的精兵应该拥有磨的最快的和最先进的武器。
因此,他上任后就把“三一神学院”改名为“三一福音神学院”,理由是:(1)“三一”这个名字太大路货了;(2)缩写与宗派对应(宗派叫EFCA,神学院叫TEDS,都是四个字母);(3)高质量的神学院大多叫Divinity School而不叫Seminary(普林斯顿神学院和威斯敏斯特都汗死,这俩都叫Seminary);(4) 我们要强调自己是福音派的,而不是新派的,吸引跨宗派的学生。
所以,今天我们庆祝TEDS的五十周年校庆。
阵容强大的1981年新约神学系教授阵容
看到这张照片,我觉得81年入学的学生真幸福,受教于名师手下。不过说不定20年后的学生也会觉得我们很幸福呢?
第一,我敬佩Wilbert Norton,他是一个管理能力卓越、有眼光的领袖,他是一个“将才”,但是他看到自己有局限,也愿意让“帅才”Kantzer的光环盖过他,并为Kantzer铺路。如果没有Norton的预备、邀请和让权,Kantzer的计划和设想不会成就。
第二,正如我在这篇文章里所想到的,仅仅想要维持的组织,大多会走向博物馆。教会、组织、神学院都必须有愿景、敢为基督的国度来求神成就大事,也信任和跟随有恩赐和异象的领袖。我过去总是很相信“制度”,觉得制度好了问题都会解决。但是现在发觉带领者更重要(特别是在草创初期或转型时期),带领者没有方向、没有远景和眼光或是压根没有带领者,制度只会让有机体变成官僚机构。
第三,磨磨蹭蹭拖拖拉拉、没完没了的放出风声和筹备是不会有下文的。1964年三一的华丽转身,仅仅开始于一年前(1963年5月)在ORD机场的餐桌上四个人兴奋的会谈:当时校长Norton,EFCA的主席Olson,牧师Evans和Kantzer。
最后,五十年前三一开始的时候也就只有寥寥几位教授,而且很多都不是博士,神学本科、硕士毕业就开始教书了,五十年后就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中国的神学院和神学教育若假以时日,若有有恩赐和异象的领袖,若神怜悯,也会有美好的将来,对此我很乐观。
P.S. 今天我才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知名校友,很多我都看过他们写的书却不知道他是我校友,例如《你为何要信》的作者李德尔、护教学家Ravi和Craig等。
庆祝活动:本科生诗班
庆祝活动:教授献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