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记忆(1)

为在教会教主日学而查阅中国教会史,一些杭州的人名地名不时地在搜索时出现在眼前,他们居住的地方或是工作的地方有好多就在我曾经住过的地方附近,而这些地方大多随着旧城改造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有的虽然尚存但当时的我从未注意过。

随父母从临安回到杭州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曾在直大方伯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从未考究过这条路名是从何而来的。后来读圣经读到使徒行传的士求保罗是个“方伯”的时候还纳闷了一会儿,这俩字好像在哪见过。原来“方伯”是明朝布政使的官衔,“直大方伯”和“横大方伯”原系布政使府邸前的两条街巷。我家原住在直大方伯与庆春路的路口,每次放学都要坐公交到皮市巷下车后在拥挤熙攘的庆春路上步行十数分钟才可到家。为了少走那十几分钟,我想出来的办法是公交车坐到底不下车然后继续坐掉头车道菜市桥下车,因为这样可以离弄口歌那更近——反正月票坐车不要钱。

读了中学才知道原来我的中学前身“养正书斋”就是在直大方伯创校的。但是住在直大方伯时没有自行车,所以对这条街巷实在印象不深,唯一记得的就是从我家走到公共厕所的那条路。因为家里没有厕所,所以除非起夜否则都得去公共厕所解决问题。我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完整记忆是从有了自行车的时候开始的。大学毕业后去上海工作,安顿好后第一件事就是和同学们一起去火车站买了辆旧自行车,然后从火车站一直骑回徐家汇。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个同学的话:“有了自行车,你才觉得这个城市是自己的。”(后来我补充了一句:“还有公交卡。”)

跟直大方伯有关的重要教会史人物是梅滕更,广济医院(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浙医二院)创始人。广济医院的前身是英国圣公会建立的直大方伯戒烟所。这张医患关系紧张时广为流传的医生与小患者互相鞠躬的照片拍的就是梅滕更。柴静的博客上有对梅滕更在杭州服事的深入报道,非常值得一读。你会感慨在那个时代宣教服事的不易,暴民、政权、侵略者、革命者……无一不对教会与教产虎视眈眈,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势力中教会无疑是最软弱和无助的。一个小小的、无数西方基督徒用点滴捐赠奉献建立起来的医院,国民党要接管、日本人来霸占、最后被共产党彻底没收,更不用说左翼社运人士在医院和学校里的煽风点火,无一不让宣教士们操碎了心。在翻阅之江大学校史时,我也同样为李培恩校长而扼腕叹息。今天中国教会、教产与教会所办的事业也同样没有保障,然而比他们幸运的是至少性命无虞。所以我想以“安全”为理由,担心政策风险而而不承担教会在这世代的角色,实在不是忠心又有见识的好管家。

杭州图书馆网站上仍然视梅滕更为帝国主义代言人,但不知道为什么该文的分类是“杭州民间故事”,这是猪一样的队友吗?

评论已关闭。